作者:熊琦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
10月31日,2026“两湖版权对话”在武汉举行。本届活动以“AI重塑内容生态,版权赋能产业未来”为主题,聚焦AI浪潮下版权保护规则创新、数字内容治理与版权产业发展等议题,汇聚司法界、学术界、头部互联网平台及版权产业界代表近300人,共同探讨AI治理新路径。在“技术跃迁时代版权保护司法规则的守正与创新”分论坛上,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熊琦教授进行了主题演讲。以下为演讲实录。
网络传播一直是知识产权案件中频发且争议较大的领域,问题反复出现。我个人一直有一个观点:互联网产业,包括现在与互联网产业叠加的人工智能产业,其商业模式和传统版权产业的商业模式之间存在冲突。传统版权产业,无论线下还是线上,都以许可效率优先为原则,希望每一次许可、每一次传播都能获得收益;互联网产业则以传播效率优先,希望内容能够无障碍地在平台上传播,从而获得流量、用户规模和粘性,并以此保障收益来源。在这样一种基础上,每一次技术迭代都会出现碰撞。
今天讨论的云存储议题同样是其中的典型问题。搜索、存储,到人工智能服务,互联网产业倾向于用一站式方式完成所有行为。原来存储是存储、搜索是搜索、传播是传播,需要多种工具完成多种行为;现在云存储可以以浏览器等为载体,用一套工具完成所有行为。由此导致的问题是:原来设定的行为边界变得模糊,多个行为压缩到一个行为中,侵权与合法的边界在哪里?
今天主要讲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把问题搞清楚;第二,从直接侵权和帮助侵权两个角度,看云存储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如何认定。
一、云存储服务与“避风港”规则适用争议
云存储服务的创新,是在互联网产业全面主导版权产业的格局下形成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服务类型,具体表现为“秒传”技术基础上的“离线下载+在线播放”。
其技术基础是“相同文件合并存储”:当用户拟存储的内容与云端已存内容相同时,不再重复上传和存储,而是直接向用户提供文件访问权限。离线下载,是用户将第三方网站上目标文件的下载任务提交给网盘服务器,由网盘服务器完成下载并保存到用户网盘空间,或通过创建链接分享给他人;在线播放,则无需将视频下载到本地服务器即可直接在线播放。
新技术带来的新问题有两个:第一,由于被下载或分享的内容来自云存储服务提供者的服务器,分享和下载行为是否构成内容“提供”,是否构成直接侵权;第二,云存储服务提供者是否有义务主动采取屏蔽、过滤等措施处理涉嫌侵权的源文件,是否构成帮助侵权。
我认为,云存储服务的争议本质在于两个“混同”:一是将技术概念与法律概念混同,造成提供服务与提供内容不分;二是将技术能力(算法识别)与法律能力(版权过滤)混同,造成通知和必要措施的范围被不当扩大。
二、回应直接侵权:提供行为排除与平台属性界定
在直接侵权问题上,司法判决存在差异。肯定侵权的判决认为,离线下载功能不存在真实数据传输,已经超出单纯信息存储服务范畴,实质构成对涉案作品的直接提供;否定侵权的判决则认为,离线下载的源文件来自第三方,网盘未实质控制作品源,仅提供技术解析与缓存比对服务。核心争议是:是否通过“秒传”技术将第三方网站上本不可下载的文件提供给用户。
目前已有一些基本共识。
第一,不构成“提供”要件。秒传技术的本质是哈希值比对后的合并存储。用户通过自身指令直接触发存储机制,服务者既未打破被存储内容的原传播范围,也未将内容整合进自身域名下的资源体系进行再传播。
第二,不满足“公众”要件。作品的获取权限被严格限定在已持有相同文件访问权限或复制件的特定用户群体;只有当用户将存储的文件创建公开分享链接时,才打破这一封闭系统。
第三,平台属性认定。云存储服务提供者只提供了便利用户下载文件或点播视频的技术手段,并非交互式远程传播行为的实施主体。只要云存储服务提供者被动响应用户指令,仍然是“服务提供者”。
因此,平台行为认定应从技术判断回归法律判断。在只有算法识别而无真实数据传输的情况下,网盘提供的离线下载或流畅播放仍然基于用户指令,意思表示由用户发出。具体实施“相同文件合并存储”技术的智能存储服务提供者,因为不是意思表示的发出者,不承担直接侵权责任。
三、回应帮助侵权:必要措施限定与平台责任澄清
在司法实践中,因侵权事实的发生依赖于云存储服务提供者的技术支持,对云存储服务提供者帮助侵权的认定产生了诸多争议,主要集中在“通知—必要措施”和“应知—必要措施”两个规则。
(一)通知—必要措施的适用规则
第一个问题是:哈希值能否构成有效通知?
焦点诉百度网盘案(最高院再审判例)表明,有效的权利通知需要同时包括侵权文件的哈希值、侵权文件名称以及侵权文件所在的具体网络地址。换言之,哈希值在技术和法律上不属于法律规定的网络地址。
最高院和相关知识产权法院在典型判例中提出了三项标准:
1. 权利人与权属证明。通知必须明确表明发送人身份,并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其是相关作品的著作权人或合法权利人。
2. 侵权内容准确定位信息。必须提供能够使网络服务提供者无需实质性审查即可快速、准确锁定侵权内容的信息。在云存储场景下,仅提供文件校验值(如MD5值)或作品名称,通常不足以构成有效通知。
3. 侵权行为的初步证据。通知应包含能初步证明存在侵权传播行为的说明或证据,不仅要指出有什么内容,还要说明谁、在何处、以何种方式从事了侵权行为。仅仅声称平台内存在侵权文件是不够的。
通知引发必要措施的适用争议,集中在删除范围和重复侵权抑制效果。删除涉案网盘服务器中的文件,将导致所有存储了该份文件的用户文件均被删除,损害其他网盘用户合法权益,因此删除原文件不应纳入必要措施。可适用的是:屏蔽涉嫌多次重复传播侵权内容用户的分享功能,且应针对特定侵权主体、特定侵权作品。
(二)应知—必要措施的适用规则
应知引发必要措施的适用争议,集中在两个方面:作为必要措施适用前提的注意义务标准如何界定;作为必要措施适用效果的过滤拦截措施是否纳入。
从现有判决看,法院存在直接根据平台具备“一定的算法能力”而推定平台具备同样水平的过滤技术,或者直接根据平台处于产业“头部地位”而推定其具有“相应的信息管理能力”的问题,未能准确区分技术识别能力与法律过滤能力的差异。
注意义务的校准需要参考域外经验和本土实际。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2026年3月的新Sony案中重申和维护了传统标准: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过错的认定,只建立在“采取积极措施引诱他人实施直接侵权行为”或“提供专门实施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这两个要件上,仅知晓网络服务被用于侵权,不足以认定平台构成帮助侵权。“信网权解释”将应知判定为“具体事实是否明显”以及“是否以各种方式进行主动推荐”,说明我国同样坚持:应知不能等同于对侵权内容的一般性知晓,而是知晓特定作品被用于特定侵权行为,或者平台技术被专门用于实施侵权行为。
必要措施范围是否包括事前过滤和屏蔽?“技术能力”与“法律能力”之间不能直接转换。算法识别和算法推荐是基于用户和平台合同关系构建的“私人订制”服务,旨在提高用户体验,无法完成合法性界定;算法过滤则需要进行定性判断,算法无法完成。如果纳入法定义务,将导致以算法进行“准司法裁判”,损害用户利益。
由于权利人与平台的作品库合作机制尚未建立,而且关键词过滤具有主观性和可规避性,因此不应直接将事前过滤和屏蔽视为必要措施,防止将算法推荐能力等同于过滤能力,避免将定量判断与定性判断混同。是否将必要措施直接扩大到屏蔽用户,要看用户身份是否构成“经营者”。
总之,从直接侵权和间接侵权两个角度探讨云存储平台责任,关键是不能跳过论证环节,不能把技术能力直接等同于法律能力。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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